据法治周末报道前不久，在欧美同学会举办的北京论坛上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透露，截至2011年年底，中国累计有近82万名留学人员回国。

　　据统计，1872年之后的百年间，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；1978年以来的30多年间，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超过230万。其中，自费出国留学人员200多万。

　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优秀的海归群体积极投身高科技创业、关心公民社会建设、关心环境保护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格局。互联网高科技，“海归的推动功不可没”。

　　此前的多项统计显示：教育部直属高校中，78%的大学校长是海归；中国科学院81%的院士、中国工程院54%的院士，有留学背景；获得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的23人中，21人是海归……

　　马军：发现环境保护动力

　　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时，马军认为找到了中国环境保护的一种动力——环境信息公开。

　　马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一年的访问学者经历，“所得甚多”。从美国回到国内后，他创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，成为这家NGO(非政府组织)的创始人，开始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。

　　出国之前，马军已经开始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，他编写的《中国水危机》一书，1999年年底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　　2002年，马军进入一家国际环境咨询公司工作，负责为在华投资的海外企业提供有关中国环境、健康和安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咨询服务。

　　当时，中国的环境挑战已经非常严峻：水污染让一些地区的农村人口难以喝上洁净的饮用水，土地污染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出现。但在当时，如果要找公开的环境质量和企业违规等数据，则非常困难。

　　“后来，耶鲁大学北京同学会叫我去做演讲，讲中国面临的水挑战。耶鲁毕业的一个教授听到之后有很多感触，就跟我见面，说希望推荐我去耶鲁做访问学者。”马军回忆说。

　　耶鲁大学有一个世界学人项目，每年从全世界挑选十几个人到耶鲁大学，一起讨论全球面临的挑战。马军申请的就是这个项目，竞争激烈。

　　2004年7月，马军经多轮选拔赴美国。在耶鲁大学期间，马军选修了环境法与政策课程，详细了解美国环境法的来龙去脉。

　　马军发现，在美国，公众的广泛参与推动了环境保护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美国的水污染相当严重，公众通过“世界地球日”等行动表达意愿，最终推动国会立法，成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和一整套制度，保护环境。其中，正是环境信息公开推动了公众参与。

　　马军认为，如果公众都不知道饮用水发生了什么事，周边水环境是什么状态，那些违法企业是怎么违规排放污水的，怎么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呢？

　　2003年，我国出台了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，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。国内的早期环保NGO转向参与重大环境决策，切入公共决策。以怒江建坝为例，绿家园、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开始介入，促使高层慎重决策。

　　“中国刚好跨越式进入信息时代，也为环境信息公开开辟了一定的空间。”马军说，“美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为我们借鉴。”

　　正是在课堂上，马军形成了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想法。“国内环境执法不严，环境诉讼非常困难，企业环境保护的动力严重不足，环境信息公开就是这样的动力。”

　　回国后，马军在2006年年初开始筹备专门机构—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，组建专门平台——环境信息公开的数据库。

　　2006年9月，马军组织编写了我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——“中国水污染地图”。公众通过该地图，可以检索到全国31个省、近300个地级市的水质、污染排放和污染源信息。“中国水污染地图”还公示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企业。

　　此后，马军的团队又发布了“中国大气污染地图”数据库。

　　马军认为，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任何一个部门一个机构或者个人所能解决的，它必须要有更广泛的参与，包括众多NGO的参与。

　　2007年，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、自然之友、淮河卫士等在内的多家环保NGO，联合发布“绿色选择倡议书”，号召消费者关注企业的环境行为。

　　2008年5月1日，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(试行)》施行。马军透露，环境保护部在制定该办法时，与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很多NGO进行了交流和探讨。

　　此后，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家环保组织与全国30多家IT品牌企业沟通，促成了其中多家品牌强化了供应链环境管理，推动一批供应商进行了整改。

　　2009年开始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开始对全国113个城市水污染源信息进行调查，同时关注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。

　　马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3年来，已经有超过710家企业就其环境监管记录与他们进行沟通，并作出相应改进措施。被关注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也有所进展，第一年的得分只有31分，去年突破了40分。